沈溪对于西北边关要隘并无多少实质性的了解，要说稍微熟悉的，也就只有榆林卫城了，那是三边总督和延绥巡抚驻地，可以说是西北关防中最重要的一环，如今却失守，听起来都会觉得荒诞不经，但事情确确实实发生了。
坚守不出，什么事都没有，非要去追击，结果中了鞑靼人调虎离山之计，西北战局全面溃坏，京城这边自然坐不住了。
沈溪打量黑暗中的谢迁，大概能猜测到谢迁为什么这般懊恼和易怒，因为主动追击这战术是他向弘治帝提出来的。
现在战事出现偏差，谢迁要负很大的责任，但战术能够实施主要还是由弘治皇帝定夺，当时谢迁不过是顺着意思恭维一下朱祐樘，让朱祐樘心情愉悦顺水推舟地同意“先固守，待北夷撤兵再伺机追击”这么一个策略。
这策略用语巧妙，提出“伺机追击”，没说一定让你追击，大明边军中计，中了鞑靼人的埋伏，那是领兵主帅刘大夏以及中下层各级将领的问题，跟皇帝无关。
既然跟皇帝无关，那谢迁的罪名相对也能轻一点，就看最后将这场战事的溃败归咎于谁身上，但真要找出个责任人的话，谢迁是逃不掉的。
马车仍在行进，谢迁问道：“榆林卫失守，你有何良策？”
沈溪心想，谢老儿应该是病急乱投医，榆林卫失守这么大的事，都快比得上“土木堡之变”给大明带来的影响了，良策自然是收紧关隘防备，京师以北、以西各城塞尽数闭关闭城，严防死守，京师全面戒严……
其实戒严这种事，对于京城内以及周边百姓并不陌生，以前鞑靼人犯边，每过一两年、两三年就会有一次甚至是多次京师告急，远的不说，单就弘治十三年而论，京师就曾三次下令戒严，弘治登基后因为鞑靼犯边而戒严的次数便有十几次之多。
沈溪问道：“晚辈不太明白阁老所说的良策是为何意？莫不是提出如何收回榆林卫城，驱除鞑虏？”
“否则你以为呢？”
谢迁声音变得冷漠，好像在气沈溪明知故问。
沈溪轻叹：“阁老应很清楚鞑靼人的脾性，给他们城塞，也不能久占，因为他们无法从草原运送物资进关，战线只要拉长，鞑靼人后续不继，必然会撤兵，到时候……边军便可顺理成章将榆林城收回，何须派兵前去强攻？”
谢迁谨慎地问道：“听你的意思，大明边关重镇失守，便不再管它，放任让鞑靼人占着？然后坐等鞑靼人犯我边土，掠夺百姓，甚至东进犯我京师？”
谢迁的话，听起来让人窝火，但纵观大明，除了洪武、永乐年间对北方占据优势，再有就是万历三大征，其余时候基本都是处于龟缩防守的状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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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于乔？”
马文升显然也是奉诏而来，下车后一眼看到谢迁，加上之前出兵追击鞑靼人的策略是谢迁提出来的，马文升自然要过来问问谢迁的意思。
等马文升走到近前，才发觉在谢迁侧后方站着的不是小厮或者马夫，而是一袭便装的沈溪。马文升招呼道：“这不是沈翰林吗？”
“学生见过马尚书。”沈溪赶紧行礼。
马文升微笑颔首：“汝乃太子之师，老朽可当不起你这一声‘学生’哪。于乔，这就进宫？”
马文升气度不凡，七十多岁的人了，大晚上奉诏进宫，精神还这么好，言语间也没有谢迁那么慌张，一看就有大将之风。
在沈溪看来，谢迁就缺少这种临危不乱的气度，当然主要还是因为谢迁容易喜怒形之于色，更像是个性情中人。
沈溪作为晚辈，并非重要朝臣，就算跟着谢迁到了皇宫门口，马文升也只是跟他打个招呼便可，没将他当回事。
马文升和谢迁两个老臣走在前面，沈溪跟在二人身后，一齐往宫门而去。
沈溪心里犯嘀咕，马文升和谢迁是宫中常客，进出宫门自然不会受到阻拦，可自己只是个翰林官，以前每次进出宫门都要靠詹事府的腰牌，现在腰牌早就给剥夺，贸然进宫不会被拦住，甚至当作乱党刺客吧？
结果到宫门口，把守宫门的御林军和宫廷侍卫只是看了一眼便打开宫门，让三人入内，甚至都没上前来盘问沈溪。
沈溪感觉很奇怪，心想：“难道我这么出名，宫中禁卫都知道我是谁，连象征性的检查都没有？”
沈溪正满腹疑惑，忽然听到马文升跟谢迁大声争吵起来，谢迁提起嗓门：“……之前我给刘时雍写信，让他固守不可贸然轻进，如今他立功心切，导致我大明边军惨败，非他一力承担不可！”
因为之前两个老家伙说话故意压低声音，沈溪没听清楚具体说的是什么，但此话入耳，沈溪大概明白了，谢迁如此生气，应该是马文升站在兵部尚书刘大夏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，认为朝廷贸然出兵追击的策略是错误的，如此谢迁不干了。
谢迁觉得，这一战主要策划者是天子，具体执行者是刘大夏，之前鞑靼人犯边我还提前预见到，皇帝问我策略，我的策略也是固守等待鞑靼人撤兵，还特别提到“伺机追击”，是你刘大夏伺机伺错了，关我这个顾问什么事？
就算要找责任，那也应该是决策者和执行者的问题。
谢迁现在就一个念头，无论最后战果如何，先自保再说。
在这件事上谢迁自知罪责不轻，虽说决策者是皇帝，但历来战败是不能追究到皇帝头上的